徐向前的回忆录中曾提到，1936年9月，正当他与李先念、李特等人忙于筹备部队北上陕北的事宜时，张国焘突然找上门来，带着沉重的心情，一开口便说：“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，让昌浩干吧！”张国焘的这番话令在场的人吃了一惊，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询问其中缘由。经过一番交谈后，众人得知，张国焘和陈昌浩之间发生了自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严重争执。事情的起因是，陈昌浩主张四方面军应该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，而张国焘则认为部队应该横渡黄河，策应一方面军渡河，目标是夺取宁夏，进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。经过激烈的讨论，大部分人倾向支持陈昌浩的意见，最终张国焘的提案被否决。这也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首次遭遇集体反对。
看到昔日的同僚开始反对自己，而他自己肩上的“另立中央”之名更是让他备感压力，张国焘情绪愈发激动，最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哽咽着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去陕北就是准备坐监狱的，开除党籍，四方面军的事情，中央会交给陈昌浩了……”徐向前等人连忙开口劝解，劝了很久，才稍微让张国焘平静下来。
徐向前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，两点尤为重要。首先，从军事角度看，张国焘的提议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毕竟，四方面军北上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合，考虑到陕北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状况，支撑两支大军的物资保障可能会成为巨大问题。而且，一旦两支军队汇合，必定会和敌人展开决定性的对抗。其次，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如此尖锐的争执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有着“取而代之”的意味，这也让人感到微妙和不适宜。
展开剩余72%然而，若单纯是与陈昌浩的争执，也未必能让张国焘情绪失控至此。更让他感到压力的，是他曾“另立中央”的举动。
杨尚昆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提到，中央在单独北上后，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另立“中央”，并且开除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的党籍，对叶剑英和杨尚昆进行免职查办，并通过电报宣称不允许北上的队伍称作“中央”。此举让不少同志愤怒至极，甚至有人主张同样开除张国焘的党籍。毛主席则作出了不同的处理意见，他认为：“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出来，这样做就做绝了，后面就没有余地可言。”因此，在收到张国焘的通报电报后，中央回复称：“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，但你张国焘不能称中央。”为了避免事态扩大，中央内部只在小范围内通过了一份《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》，甚至连师级干部都未向全体公开。
事实上，张国焘所宣布的“中央”完全是他自封的，并没有党章或共产国际的批准。若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其行为表示否定，那么即使是张国焘，恐怕也无法承受可能的后果。徐向前在回忆中指出：“根据我的观察，他当时的心情已经像做贼心虚，骑虎难下。他不敢做得太绝，因为他要给自己留下退路。”
然而，张国焘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1935年年底，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（林育英）从苏联回国，来到延安。他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长征英勇表现的高度赞扬，并且明确肯定了中央北进路线的正确性。这份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报，无异于当头一棒，因为在当时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举足轻重。陈昌浩也因此改变了立场，表示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，而张国焘则一下子成为了“孤家寡人”。
回顾张国焘当初为何选择南下，而非北上，背后也有共产国际的指引。根据张国焘的回忆，在懋功会师时，毛主席曾提到过要向甘北宁夏挺进，并表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，要红军靠近外蒙古。对此，张国焘非常重视，立刻向张闻天询问指示的来源和细节。张闻天告诉他：“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之前（大约10个月前），共产国际曾发过电报，表示如果中央红军处于困境时，可以靠近外蒙古。”但张国焘对这一说法持半信半疑的态度。毕竟，早在四一二事件后，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过让红军北上占领平津和涨价张的计划，然而此计划遭到了许多人反对，最终未能实现。
此外，苏联在外蒙古与日本的矛盾也使得张国焘对此产生了疑虑，毕竟苏联是否愿意让中国红军进入外蒙古，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当时中央和张国焘都对陕北的情况了解甚少，甚至连刘志丹、高岗和徐海东等人的部队是否存在，大家也并不清楚。
张国焘曾说：“刘志丹、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，至于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，也没法确定。”对于苏联的态度，也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，尤其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下，苏联是否仍愿意通过外蒙古援助红军，成为了一个无法确定的悬而未决问题。
然而，事实最终证明，张闻天的回答并非虚言。在张浩来到延安后，传达了斯大林的明确立场：苏联不仅支持中央的北进路线，而且愿意提供援助。正因如此，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最终宣告破产。面对这些现实，张国焘开始感到极大的压力，并在北上的途中意识到自己“豪赌”的彻底失败。他的心情更加低落，也因此发生了他在众人面前泪如雨下的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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