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伯达，此人堪称聪慧且才华横溢。在我心中，他的才智似乎超越了学识，学识又胜过品德，而品德则因权力的诱惑而逐渐丧失。
陈伯达因撰写文章而声名鹊起，曾短暂成为我国第四位重要人物。然而，他又如何从巅峰跌落，遭受重创的呢？
陈伯达非政客之流，他并无心投身政坛，成为政客意味着需频繁奔波，四处联络，发表演说，而他却并不擅长此道。即便是在正式场合发表讲话，他往往连五分钟都无法坚持。
在延安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他渴望成为一名政论家，他期盼着自己的文章能够引起全民乃至全国的广泛关注，一旦达到这一目标，他便心满意足。
他毕生的著作，始终紧扣最高领导的核心思想，均系受命而作。直至1966年运动兴起，他加盟《人民日报》，便能够即时挥毫泼墨，创作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等时代篇章。
《挥师无阻，荡涤妖魔》，此乃文革初期一声令下、肆无忌惮的紧急号召，此口号犹如一颗震撼全国的原子弹，怎能不令人震惊？
历史业已证明，自该文章问世，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已然落幕。其涉及的范围，实则囊括了他本人。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，因为自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之后，便再无其他可被扫荡之物。
因此，并非自1971年庐山会议对其提出批评之后，他的地位才变得不再重要，实则自该文章发表之际，他的重要性便已实际降低。
不仅如此，这篇文章发表以后，他的活动，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，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，破坏了领袖的威信，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。从此，陈伯达就被打倒、被批判了，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，又成了反革命。
在运动中，指挥权牢牢握在江青手中，而陈伯达对此类事务则显得力不从心。唯有江青敢于时不时地以“老夫子”的称呼戏谑陈伯达，实则暗含讥讽和轻蔑。在她看来，陈伯达除了撰写几篇文章之外，似乎并无其他用处。
江青、陈伯达
他被称为行政指挥，实则难当此任，他所能做的，不过是指导秘书们搜集资料，而他本人则专注于著作。若陈伯达失去柴沫、田家英、史敬棠、何均、陈真这五位得力助手，他将无法胜任任何官职，亦难以再著书立说。
“呵，呵，瞧这小子，又来了。”其他与会者随后纷纷跟着讥讽。
那时，我深刻感受到他的威望急剧下跌，不仅个别人如此看待他，就连宣传部的众多处长们也将他视为笑柄。唯独于光远除外。
在延安期间，他赢得了众人的尊敬，然而，到了1951年，人们却开始对他进行嘲讽，我深信这并非空穴来风。如今，于光远尚在人世，而那些曾经的嘲讽者却均已离世。
于光远
我与陈伯达的交往颇为有限，仅存些许直接的私人联系。回溯至1941年夏日，正值整风运动前夕，彼时他似乎并无明确的固定职位，仅以一位重量级的文化人物的身份居于延安。传闻他曾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一职。若此言非虚，那也不过是名头上的虚衔，实际上他并未过多涉足此类事务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无论身处何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，他总是扮演着一个放任自流的角色。
在1939年或1940年间，延安地区涌现出众多研究会，这些均由上级领导部门发起。其中包括资本论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以及马列主义研究会等，数量众多，不胜枚举。
我被派遣至马列学院参与了两场研讨会，一场由陈伯达主持的三民主义研讨会，另一场由王明负责的马列主义研讨会。在陈伯达的三民主义研讨会上，他旁征博引，滔滔不绝，而我们作为听众，便只能聆听他的高谈阔论。
在延安时期，自1941年夏日始，他担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一职。我便是其麾下的一名研究人员，隶属于经济组。陈伯达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，便是他倡导的“个人讲学”之风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晚餐过后，我们便携带凳子，前往他的窑洞，聆听他的精彩漫谈。
陈伯达居于窑洞之中，室内设有一小炕，彼时他正躺卧其上。我们尚在弱冠之年，而他已步入不惑之年，堪称资深前辈。他身形胖硕矮小，举止随性。窑洞空间虽仅能容纳十余人，却因我们无法挤入，故而只能在洞外聆听他的闲谈。他谈天说地，无所不谈，天地之大，尽在其口。
他偶尔会提及毛泽东与他讨论过的某些话题。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的窑洞中，除了处理公务，能够随意交谈的似乎唯有陈伯达，我并未听说有第二人。周恩来和朱德都是讨论公事，而陈伯达则不涉及公务，他来主要是聆听毛泽东的闲聊。毛泽东同样需要休闲，寻找交谈的对象。陈伯达博览群书，思维敏捷，毛泽东有时会特意邀请他。
陈伯达提到，毛主席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值得一读。然而，过去人们不仅将曾国藩严厉批评，甚至对其作品嗤之以鼻，却依然能阅读曾国藩的著作。
众多马列主义者，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一代，以及那些年近四十的同志，对曾国藩的批评尤为激烈。陈伯达亦曾言，曾国藩的家书文辞优美，内容务实，阅读此书并无害处。
总体而言，在延安时期，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赫，甚至未能跻身中央委员之列。然而，他的声望却超越了所有在延安的文化界人士，远超周扬等人。彼时，延安的文化人士总计或许达数百人之多。
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可追溯至1941年毛泽东发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。大约在1942年左右，陈伯达撰写了两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。这两篇文章对于塑造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它们犹如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党史新篇章。然而，如今我们不宜再提及这些文章，因为它们与史实有所出入。
实际上，在延安时期，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著作。一篇名为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另一篇则是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》（该书在后续出版单行本时，或许更名为《关于十年内战》）。
这两篇文章在理论层面首次明确指出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正确无误，他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正确领袖。这两篇文章对于确立这一观点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在延安整风期间，陈伯达在坚定支持毛泽东、强调其作为党内唯一正确、最高领袖的地位上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。
这两篇文章在当年颇受众人推崇，实则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对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1943年，蒋介石发表了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。诚然，此书并非出自其手笔，但其内容阐述了未来国家统一、建国与强国的愿景，强调一切均应归国民党领导，中国的前途与命运，均牢牢掌握在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手中，离开蒋介石，国家将无法运转。
陈伯达受命撰写一篇评论蒋介石所著书籍的文章，题目定为《评中国之命运》。毛泽东对此文进行了多次修改。该文在延安公开发表，占据了数版篇幅。
陈伯达曾向我们传授，撰写文章时，应借鉴梁启超的笔法。他对梁启超的文风尤为推崇。陈伯达曾言，梁启超曾强调，文章之笔端应常怀情感，唯有如此，方能触动众人的心弦。在创作文章时，他对此问题尤为重视。
他的《评中国之命运》正是如此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激情。此文并非仅仅是对蒋介石的抨击，我虽仅阅读过一次，但至今仍能忆起其中一二。陈伯达在文中提及1927年“四一二”蒋介石发动的血腥大屠杀，仅用三句简练之词，却深刻地刻画了那段历史。他感叹道：“蒋介石杀人，血流成河，真是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是太多了。”
"此情此景，令人痛彻心扉，‘太多’二字反复萦绕，他竟连用了三次，其痛楚之情，令人无法承受。即便我如今提起，泪水依旧不禁夺眶而出，此乃‘言有尽而悲无穷’之境。”
“杀，杀，杀。”
陈伯达亦钟爱于挥毫泼墨，其书法造诣亦堪称天才。纵然练字不勤，他的笔触却总能妙笔生花，既显得挥洒自如，又极具豪放之气。他所撰写的几本小册子封面，无不凝聚了他个人的书法风采。那段时光，我们无不为之赞叹不已。
陈伯达此人，教训繁多。他才华横溢，却未投身于学术研究。他完全服从于当时特定的政治需求，不论是个人的晋升，还是满足这种需求，他都借助文章与书籍来迎合，甚至不惜扭曲历史事实，以支撑自己的观点，而非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构建理论。
陈伯达的一生，纵然笔耕不辍，著述颇丰，然而审视今日，其学术成就中真正具有坚实基础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恐怕寥寥无几。
陈伯达的一生，宛如一面映照历史的明镜，对致力于理论史学研究之人而言，堪称宝贵的借鉴。其之所以如此，乃因其才智出众，却缺乏坚实的真才实学。倘若他能够如范文澜等前辈学者一般，终身致力于学术研究，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人（范文澜博学多才，然晚年不幸被简单的阶级斗争教条所束缚）。
陈伯达的一生，实则与苏联的米丁、尤金、维辛斯基、李森科等所谓的学者颇为相似（尽管我坚信陈氏的才智远超彼等，他们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工具罢了）。他们的著作，一经时过境迁，便丧失了价值，甚至沦为谬误。在学术领域，他们并无真正的成就。纵然陈伯达今日是否被判刑尚不得而知，其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然而影响有限。以陈伯达的经历为鉴，我们得以窥见成败得失。
然而，在众多被判刑者中，令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陈伯达。他与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不同，是在1927年“四一二”大屠杀之后投身于革命事业的。对此，他本人深感自豪，常向我们讲述这段往事，尽管他的言辞总是显得平实而低调。
遗憾的是，若一个人未能将民众福祉置于核心，仅追求个人名利地位，罔顾事实真相，纵然著作等身，亦于事无补。届时，众人将识破其不足，而后更将沦为无用的废品。
我观察这类人70多年。如今，我深知任何违背历史真相的事物，无论你如何辩解，其中不乏当时便遭人嘲讽者，更有甚者，终将走向破产的结局。
我认为，陈伯达所留下的教诲尤为深刻。作为一名文化人士，一名作家，仅仅追求潮流是远远不够的，终究还需反思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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